賴清德院長在接見第二十七屆醫療奉獻奬得獎人時，一席「現在愛滋病的病人，主要來源已經不是針筒引起的，而是同性戀，男男同性戀之間所引起的。」引發軒然大波。當台灣社會早已邁入多元開放的此際，賴揆一席話再度挑動起公衛端第一線工作者與社群敏感的神經。

不過，許多人沒注意到的是，同一時間當天還有另一個得獎團體「肝病學術防治基金會」他們長期對抗的慢性B肝、C肝病毒，傳染途徑與愛滋病毒一樣，都是透過未保護的性行為、共用針具傳播。但是肝炎病毒帶原者，或是具感染肝炎病毒風險的人群卻從未被個別的政治人物強調，更別說被帶有惡意的團體汙名化。

早在1981年起當愛滋病開始大規模出現在人類社會中，這個疾病就不斷被貼上「骯髒」、「不潔」、「罪惡」、「懲罰」、與「死亡」的標籤。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儘管方便而有效治療愛滋的藥物早已普及、醫療上只要有效壓抑愛滋病毒就能等同不具感染性，甚至科學研究也已證實暴露前預防性投藥能夠在使用保險套以外提高更多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效果，可惜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對於愛滋病的知識與窺視角度卻還是停留在上個世紀，並沒有追上醫學與公衛發展的進步。

事實上，刻意強調「個人行為」或是「風險族群」單一理由來解釋疾病的發生與深化，而忽略心理、社會因子等結構性的問題，只會加深社會或特定社群的刻板印象，讓標籤更加根深蒂固，對降低新感染發生毫無幫助。

要有效預防愛滋，目標就是如何讓更多人不恐懼愛滋而願意接受篩檢、如何讓更多人願意接治療，將病毒量降低至不具感染性的狀態，以及如何讓更多人能夠取得有效又不昂貴的暴露前預防性投藥，以防止新感染的發生。而達成目標的前提正是社會要能建立正確的觀念與相關知識，讓社會大眾不因無知而生恐懼，進而消除歧視，這是制定政策方向的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責任。

要看見愛滋預防的成果，需要經年累月的努力，但要毀掉公衛端第一線工作者與社群長期建立起的互信卻只要一句「失言」，這句「失言」同時還讓惡意團體得以累積汙名化同志的成本，賴揆身為具有醫學背景的最高行政首長，扯第一線公衛工作者後腿的說法，不免令人失望。